刘振厚：法官的德治实践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官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主体。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决定了法治的实现要求法官不但要增强法治观念，还需把德治融入到司法实践中。“……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就案办案、机械办案，是各级法院院长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法院存在的问题中，频率极高、持续时间极久的问题之一。其中指向的之所以存在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法官办案依法虽有据，情理却不足。

以德治国强调的是治理者的品德。即“官德”。于法官而言，众所周知，法官须有高于普通公民以及其他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本文意在论述的德治实践，系指法官应把“正能量”的道德评价贯穿案件办理的始终。如《民法典》明文规定，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良俗即指一般道德观念或良好道德风尚。

德治实践，法官自身当有高尚的品德。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可以用尺子丈量的道德标准。但道德品质高低的衡量肯定不是虚无缥缈的，从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被冠于某一特定人，并被多数人认可来看，标准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内心认可趋同的客观性还是存在的，只是我们无法量化而已。从令人民群众信服法官个人的角度，正人先正己；从把德治实践运用到案件办理达到良好社会效果的角度，如果法官自身道德品行存在缺陷，其对于何为符合公众认知的道德判断标准会出现差异。这种认知差异一旦由法官将自身的主观认知代入办案，其处理方式方法一旦不符合大众认知，往往难以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典型如南京彭宇案那句“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我们不难从这句话判断，法官是以较低的道德水准衡量他人，一定程度上是自身道德水准不高的折射。说严重些，有些以自己小人之心度他人君子之腹，以致此案被人称之为“令国人集体道德水平倒退50年”的“经典”案例。

德治实践，法官当谨慎，不失众，不拒众，不纵众。道德评价难以标准化的实际，赋予了法官极大自由裁量的权力。法官的自由裁量，与法条明定相较，在增大了法官裁量自由度的同时，同样大大加大了法官适用法律的难度。之所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基于法条不可能面面俱到，道德评价标准各异。“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对于道德认知，人人都有发言权。“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起案件中的一个行为，不同人有不同评价实在正常不过。故而，当法官通过行使审判权确定性的对当事人行为作出或肯定或否定或折衷的评价时，一定要慎之又慎。面对认知各异的普罗大众，不妨以“三不”为要诀，谨慎裁判处分。即不逾越公共道德底线、力求不失去大多数民众认可，不拒绝少数民众的呼声，不纵容极端化、情绪化的诉求。或许一些法官会认为，这“三不”好像讲了如何做，又好像什么都没讲，仍然缺乏可操作性。笔者以为，作为法官，应当具备掌握原则范围内处理个案的能力。人民法院推送的类案，不可能在另一案件中完全复制，只能是参考性、指导性的。如果一定要让上级法院在对待道德认知上给出一个尺子般的标准，反倒注定会促使更多的法官就案办案、机械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