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写作是在探求我们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有人问王树增：作品中有没有鲜为人知的东西？

　　他说，作品的真正价值不是揭秘。

　　“当历史已经呈现在后人面前时，尽管会十分纷杂但鲜有内幕可揭。我的功夫在于梳理纷杂的史料，从中提炼出能够给予现在或者未来以参照的历史规律，给读者提供出真正富有价值的个性解读。揭秘不是我的写作追求。”军旅作家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作品《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流程或揭秘什么历史真相，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为了《解放战争》的修订版，王树增又进一步深入了解大量的史料，在一本寄自档案馆的有关淮海战役的原始资料中，他发现这场战役中老百姓跟着军队撤退，人数多达万余。世界上没有哪一支部队允许百姓跟着，也没有哪一支部队能拥有百姓如此坚定的拥护。类似这些血肉丰富的细节，王树增将补充到他的作品中。

　　疫情发生后，王树增等一批名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数字平台发布面向全体社会开放资源，全场有声书限时免费阅读。他说：“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在行进的路上，难免会遇到严峻的考验，当前的疫情就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善良与坚韧，考验着人与人之间对生命的关爱和对他人的扶助，祈愿我们能够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您概括自己的战争系列作品，您会怎么概括？

　　王树增：我不是军事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更算不上学者，作为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作家，我的战争系列和近代史系列作品，与其说是写历史，不如说是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长征》可以用永不言败概括，《解放战争》在写人民的抉择与力量所创造的历史，《抗日战争》在创作上我有一个强烈的动机，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屈，规模宏大地演绎我们这个民族顽强生命力的所在。

　　中华读书报：您的战争系列作品，更多地关注了人文情怀。

　　王树增：人文情怀是我的最高追求。处理史料时，我更关心的是参与战争者的精神状态。战役过程的叙述对我来说不困难。作为作家，写作技巧是第二位的，评判作家的高下是靠人文情怀，这是根本的尺度。《抗日战争》中我用了很大篇幅写高校转移，我记录的不是过程，而是精神。学术精英们宁愿长途跋涉到后方去，不愿意在统治区安置一张书桌。这让我肃然起敬。淞沪战役打响时工业大转移，很多资本家誓死保留中国最后的工业血脉。民族精神不死，文化不死，这个民族就打不倒。

　　中华读书报：《解放战争》(修订版)即将出版，请问主要修订哪些方面？

　　王树增：一是校勘谬误，尽量减少因为年代久远史料上的失误；二是补充新发掘出的细节，不断丰富作品内涵，提高可读性；第三，战争行为是丰富复杂的行为，随着对史料的挖掘不断丰富，在军事史料研究上不停地有新的成果，可据此来弥补战争军史角度上的个别疏漏。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看待战争军史和文学作品的区别？

　　王树增：我个人认为，史书和非虚构文学至少有一个区别。战争史是以事件为轴心，考证某个历史时期事件的因果关系，最后得出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趋势的逻辑原则。我写的是非虚构文学作品，着眼点是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刻画人物需要细节，需要当时时代情境之下鲜活的人物细节。这对于写作来说，比事件情节宝贵得多。

　　中华读书报：情节和细节，在文学作品中作用各自不同。

　　王树增：情节是历史脉络，必须准确，改不得。我在情节考证上下足了功夫。文学作品以人为轴心，细节的充盈才是文学作品的魅力。很多人读了我的书，认为大背景小细节是我的作品显著的特征。这不是我的首创，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原理。从阅读上讲，好看不是指词藻华丽，是阅读上情感的体验、情感的积累和情感的饱满。好的文学作品，无不弥漫着作家饱满的情感，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这是美学和接受美学的基本原理。

　　中华读书报：《解放战争》在叙写重大事件的同时，很多有意趣的细节生动而且意味深长。比如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又是发救济金、发棉布、发米等，“胡宗南发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承担，而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再比如王震与被俘的旅长，“他们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晚上一起吃晚饭，谈天，“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是未曾见的。

　　王树增：这也充分说明共产党的自信。这样的细节很重要，有人整理史料的时候忽略了，我视为珍宝。

　　中华读书报：您选择史料细节的标准？

　　王树增：情感的浓度。战役过程是冷冰冰的。作战是千方百计避免情感的干扰。否则非出问题不可。文学作品正好相反，什么叫文学性？对人类情感最深刻的解剖、关注和渲染，这是文学性，没有第二个定义。

　　中华读书报：具体到《解放战争》，能否举例谈谈修订的内容？

　　王树增：比如说早期山东战场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当时山东形势非常复杂，根据地严重缩小，现在有新的史料说，当时丢了临沂，跟着军队转移的百姓有40多万人。原来我没想到这么大规模。一般军队也不允许百姓跟着，最后还打了个胜仗。我们老说鱼水情、生死相依。这就是。这在人类战争史上都罕见。这就又回到解放战争的主题，解放战争是人民的战争。重庆谈判之后，任何媒体都不会认为共产党会打赢，胜算很小。山东损失很大，解放区核心是临沂，临沂都丢了。解放战争说是四年，真正战争打了两年，两年之内，国民党执政党政权垮了，数百万的军队说没就没了，这在军事上是解释不通的。解放战争的结局用军事的观点不能够完全解释，它必然含着这片土地、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所有的因素。另外，解放战争直接关系到我们今日中国的生活样式，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命运息息相关。我想我有必要去认真写它，用我的笔来记述那样一些往事，提供给喜欢我的读者。我是为我们的父辈而写作的，因为解放战争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场国内战争，很多战争的参与者现在还活着，我见过他们很多人，都是我非常崇敬的父辈，他们身上所给予我的一种对于信仰，对于幸福、快乐等这些生活观念的传输，使我深受感动。我相信能够感动我的东西，通过我的笔也能够感染和感动我们的读者。

　　中华读书报：写作过程中您对于解放战争的认知，有过变化吗？

　　王树增：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史的奇观。在历史关键时刻，老百姓宁愿倾家荡产全力支持你。“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子送到战场上。”这是沂蒙精神的真实写照。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凭什么把政治热情倾注在你身上，要搞清楚原理是什么。一个政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争取利益。这是最朴素的情感基础。解放战争充分地体现了这样一条真理，就是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农民分得土地，就产生了情感的倾向。有了这一亩三分地，生活就会有希望。他们生活在底层，他们终于见到亮光了。所以不惜一切保护他们的憧憬和梦想，《解放战争》就是写这个。

　　淮海战役中，六百万老百姓作后盾，哪一支军队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老说人民军队有自己的特色，这是最大的特色。“子弟兵”这三个字不是虚的。毛泽东说，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是人民。确实如此，中南海“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不是一般的分量，你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是口号。民心所向在战争中起了决定作用。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解放战争》是历史的某一个时刻充满魅力的战争，揭示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中很多让人潸然泪下的细节，关乎到我们的父辈。

　　中华读书报：写作中，您对于解放战争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王树增：我是军人，最早对军事史感兴趣。解放战争是军事上的奇迹。我们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规模的战略运用达到了极致。有些战役可圈可点，不可思议，有高超的指挥艺术，灵活的战斗艺术，用文学的话讲，我们的军队在国土之上往来纵横，如入无人之境，这种自由度很难想象。你之所以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往来自由，是这块土地给你自由。是像草一样的百姓给了你自由，让你走到哪里都通行自如。国民党的作战原则就是宿营不得进村，我们是完全相反，民心向背是普通道理，纵观历史，仔细梳理，无一例外，包括世界大战。还没有哪一场战争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相背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奇迹，都和民心向背有关。这是我深刻的体会。（记者 舒晋瑜）